引言:重读“大脑使用说明书”
如果一本书值得你重读第二遍,那它必然蕴含着超越首次阅读所能领悟的深刻洞见。《思考快与慢》
正是这样一部杰作。最近,我刚刚合上它的最后一页,完成了我的二次“朝圣”。
如果说第一次阅读是颠覆性的,让我震惊地发现大脑中原来住着两个“小人”——凭直觉、情感行事的“系统1”和懒惰却理性的“系统2”;那么这一次的重读,则更像是一次深入的自我解剖。我开始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决策瞬间,都能清晰地“听见”它们在争论、在合作,也看清了那些曾被我忽略的思维偏见和认知陷阱。这本书并非一本简单的心理学读物,它更像是一份我们大脑的“使用说明书”,揭示了我们是如何思考,以及我们能如何更好地思考。
两个系统:快与慢的对决
在第一部分中,本书就通过“一张愤怒的脸也一道乘法题”来抛出两个系统-分别对应快思考和慢思考-的概念。随后便开始介绍两个系统工作时的不同以及对应的人的生理表现。
系统一才是人类活动的主角,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由快思考完成的,这是生物演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远古时期的人类要在危险的原始环境下存活,就需要快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慢慢就变成了直觉,也就是书中的系统一的内容。而在《人类简史》一书中也提到过这部分的内容。
人类之所以惯用系统一而不是通过理性的系统二来思考问题,是因为系统二是极其耗费能量(通过观察瞳孔就能发现)的。在长时间的演化中,只有减少做功,省力高效的方式才能保留下来,这是自然规律中的最省力法则。
延迟满足的实验揭示了惰性思维和延迟满足的矛盾——我们不想花费意志力和能量来克服延迟满足。这逐渐引出自我控制和意志力的内容,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时不断去翻你的微信,打开论坛看看新闻和逸闻趣事,那说明你的自我控制还达不到这件事的程度。并且不断转换任务和提高大脑运转速度从本质上说——需要额外消耗能量——是不会让人感到快乐的。但当我们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时,会进入一种心流状态(一种将大脑注意力毫不费力地集中起来的状态),这对意志力的损耗会减少。所以当我们去做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觉得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应该去刻意把能够干扰自己的东西提前隔离开。比如如果周末在家里学不进去,就应该早点起床去图书馆学习。
启发与偏见:系统1的“指纹”
联想的力量:看不见的思想操纵
联想的神奇力量是什么?“在一个专制国家中,到处挂着领袖的肖像不仅能像你传达“老大哥正在看着你”的感觉,还会使你逐渐丧失自主的思想和独立的行为能力。”这就是联想的力量,这也是系统一的作用。当你看到一个图像,你可能快速联系到(并且是潜意识的)一些事情,去做一些事情,但很多事情这些联想是错误或者不符合理性的。逛商场时,当看到彩票站时,我可能就会联想到有人中彩票的新闻,于是产生了去买彩票的驱动。显然,我能中彩票的概率是极低的,有时候理性的系统二能拦住我,有时候拦不住,就算拦住了我,可能也拦不住站在我旁边的媳妇。
光环效应与群体智慧:如何纠正偏见
“系统一可以通过很多比现实更简单却更连贯的方式来表现这个世界,光环效应就是其中一种。”光环效应,其实就是我们中文里吗常说的爱屋及乌,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个好人,他做的事情都是好事情,他拥有的东西也是好的。显然现实并不如此。这是一种偏见,如果我们不以这种连贯的方式来看待世界,我们就会产生不可接受的割裂感。这一点在《社会性动物》中有大量的篇幅描写这种心理上的冲突。
如何避免这种个人的偏见带来的偏差呢?答案是群体的智慧。书中给出了一个观察玻璃罐的实验:“每个人都观察着同一个玻璃罐,他们的判断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另一方面,每个人犯的错误都与其他人的错误无关,(在没有系统性偏见的情况下)这些错误的平均值趋近于零;如果观察者持有相同的偏见,就算将他们的判断汇总起来也难以降低错误率。”这是群体的力量,也是民主的力量。我依然觉得民主制度依然是现代人类社会最优越的制度,虽然大部分大国都迈过了民主的门槛,但有一些打着民主口号的国家实际上在行独裁之事。书中还有一个TIP非常好,以后可以用于公司或者团队内的类似于头脑风暴的会议:“在开始讨论某个问题之前,先让与会的每一个成员各自写下剪短的意见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很好地利用了小组里不同知识和见解的价值。而开放性讨论这一常规做法总会注重哪些发言早而又强势的人的意见,使得其他人一味附和他们的观点。”
启发式思考:系统1的捷径与陷阱
“遇到很难的目标问题时,如果脑海中马上出现了一些与之相关联且容易回答的启发性问题的答案,系统一通常便会采取这种替代的做法,采用替代问题的答案。”这就是系统一的启发,关于启发在书中的第二部分展开了详细的解释。启发来自于思维的发散,而这可以让慵懒的系统二摆脱很多繁重的工作,快速找到难题的答案。
这种启发经常是错误的,比如书中给出的“以色列飞行员表现不佳”的例子,司令部认为飞行员有问题,但实际上这只是这些飞行员太倒霉了,运气不佳而已。这就是小数定律:“小数定律是普遍性偏见的一种表现,即(系统一和系统二)对事物的信任多于质疑。如果相信小数定律,急于下结论的机制就会运作起来。”我们总是看到少量样本就觉得自己掌握了事情的真相,对偶发的事件作出某种因果的解释,显然学过统计学(或有一定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错误的。少说“窥一斑而知全豹”,而是多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来警醒自己吧。(可见一斑,意思是只能看见一部分看不到全部,现在很多人以为这是褒义,以为是看见一部分就猜到全部了,尤其在马后炮时用这个彰显自己的先知能力...)
锚定效应:谈判桌上的心理战
如何在生活中利用锚定效应——“人们在对某一未知量的特殊价值进行评估之前,总会事先对这个量进行一番考量,此时锚定效应就会发生。”?想起来小时候,初中的一堂体育课,体育老师说先跑十圈热身,这显然突破了包含了我在内的所有孩子们的心理防线,大家哀嚎不已,觉得这太多了。因为孩子们的心理锚定可能就是两三圈。这时候体育老师又继续说,那就五圈吧,孩子们开心得不得了,欣然接受了。我的体育老师竟是个懂得谈判艺术的天才!我们无法避免锚定效应,但我们应该尽可能抵制该效应,尤其在谈判的时候,若对方提出无礼请求直接让对方明白这个谈判无法进行。或者我们直接先发制人,我就从来不问我领导我项目的deadline是什么,而是先给他我的排期安排(尽可能地多留点Buff)。
可得性启发:被媒体放大的恐惧
可得性启发是本书中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我们倾向于根据一个想法或案例在脑海中出现的容易程度来判断其频率和重要性。媒体的报道方式是操纵这种启发的大师:飞机失事、鲨鱼袭击、恐怖主义……这些事件因为其戏剧性而被大量报道,因此在我们的脑海中“可得性”极高,让我们感觉它们发生的概率远超于实际。而像糖尿病或交通事故这类更常见、但报道平淡的风险,则被我们系统性地低估了。在重读时我意识到,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正是可得性启发的现代放大器,它不断将同质化的信息喂给我们,扭曲了我们对世界真实模样的感知。
代表性启发:以貌取人的代价
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强大的偏见——“少即是多”的逻辑谬误,它源于代表性启发。书中经典的“琳达问题”完美地揭示了这一点:当琳达被描述为一个关心社会问题的单身女性时,人们会认为“琳达是银行出纳员,并积极参与女权运动”的可能性,比“琳达是银行出纳员”的可能性更高。这在逻辑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后者是前者的超集。我们之所以会犯错,是因为前者更符合我们对琳达的“典型”想象。系统1用相似性(代表性)替代了更难计算的概率。这种偏见让我们基于刻板印象做出判断,而忽略了统计学的基本原则——基础比率。
回归均值:别把运气当能力
书中另一个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统计学概念是回归均值(Regression to the Mean)。这个概念解释了为何极端表现之后,往往会跟着一个更接近平均水平的表现。就像书中提到的,当一个飞行员表现超常并受到表扬后,下一次飞行很可能会退步;而当他表现极差被痛骂一顿后,下一次反而常常会进步。这并非因为“惩罚有效,表扬无效”,而只是统计学上的必然。一个人的表现总是在一个平均水平上下波动,一次极端的好或坏的表现,很大概率是运气成分居多,下一次自然会“回归”到他的正常水平。我们的系统1天生就喜欢为各种事件寻找因果解释,它无法接受“纯粹的随机性”,于是就编造出了“惩罚使人进步”的虚假故事。理解了回归均值,我们就能在看待他人的表现(以及自己的)时,少一些错误的归因,多一些理性的平和。
过度自信:我们为何总以为自己知道的更多
第三部分深入探讨了我们认知中一个极其顽固的缺陷——过度自信。卡尼曼指出,这种自信并非源于我们真的有多了解世界,而是源于我们系统1那该死的、追求连贯性的故事编撰能力。
首先是“后见之明”的偏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我早就知道了”。一旦某个事件发生,我们就会立刻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以适应这个意外,并迅速忘记自己曾经的想法。这让我们错误地认为世界是可预测的,并因此过高地评价自己的决策水平,同时对他人决策的评判也变得过于苛刻。
与此相关的是“有效性错觉”和“技能错觉”。我们常常对自己的判断抱有极大的信心,仅仅因为支撑它的故事听起来很连贯。系统1的“眼见即为事实(WYSIATI)”原则让我们忽略了证据的质和量,只要有少量信息能编织成一个好故事,自信心就会爆棚。这在投资等低效度环境中尤为明显,许多所谓的“专家”只是在随机性中起舞,却将运气误读为技能。卡尼曼无情地指出,在这些领域,一个简单的算法往往比资深专家的“直觉”更可靠。
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极具实践价值的概念——“规划谬误”。这是过度自信在制定计划时的具体体现:我们系统性地低估完成一项任务所需的时间、成本和风险,同时高估其带来的收益。为了克服它,卡尼曼推荐使用“外部视角”来代替我们天生偏爱的“内部视角”。也就是说,在做计划时,不要只盯着自己项目的细节,而应该去查找相似项目的统计数据(比如完成率、超支情况),以此作为预测的基准。这是一种强迫自己承认“未知”的有效方法。
这种规划谬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更普遍的偏见驱动的,那就是乐观主义偏见。卡尼曼认为,乐观主义或许是所有认知偏见中最重要的一种,它既是福也是祸。乐观主义者通常更快乐、更受欢迎,也更有韧性。它是资本主义的引擎,驱动着无数企业家和领导者去冒险、去创新。但同时,它也让我们对风险视而不见,做出轻率的决策。为了在享受乐观主义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又能抑制其潜在的破坏性,卡尼曼推荐了一种强大的技巧——“事前验尸(Premortem)”。这个方法要求团队在项目正式开始前,先集体想象“一年后的今天,我们的项目惨败了”,然后各自写下导致失败的可能原因。这个过程能够有效地将团队从盲目乐观的共识中解放出来,激发批判性思维,提前识别出潜在的威胁。
前景理论:我们如何感受得与失
而全书我个人认为最精华、最具颠覆性的部分,莫过于丹尼尔·卡尼曼获得诺贝尔奖的理论——前景理论。它彻底推翻了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其核心观点包括:
- 参照点依赖:我们评估得失并非基于绝对财富,而是相对于一个中性的“参照点”。今天赚了1000块和昨天亏了5000块后今天赚了1000块,带来的感受天差地别。
- 损失厌恶:失去的痛苦远大于得到的快乐。损失100块钱的痛苦,需要赚到大约200块钱的快乐才能弥补。这解释了为何我们如此难以割肉卖掉亏损的股票,因为卖出就意味着要直面并“实现”那个痛苦的损失。
- 禀赋效应:对于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赋予它的价值远高于它在市场上的实际价值。你那只用了多年的马克杯,在你眼中可能价值连城,但在别人看来一文不值。
两个自我:经验与记忆的博弈
最后,卡尼曼引入了“两个自我”的概念——经验自我和记忆自我,为我们理解幸福和人生体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经验自我负责体验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而记忆自我则负责整理这些瞬间,并构建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然而,记忆自我是个糟糕的记录员,它只对两件事特别敏感:峰值(体验最强烈的部分)和结尾(体验结束时的感受),而完全忽略了过程的“时长”。这就是著名的“峰终定律”。一次长达数周、整体平淡但结尾糟糕的旅行,在你的记忆中可能不如一次只有三天、但高潮迭起且结尾圆满的短途旅行。
这引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为哪个“自我”而活?是为经验自我的每一刻感受,还是为记忆自我的美好叙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即使一个理性的人可能也很难抉择,这个问题应该上升到哲学的行列之中。
结语:成为自己大脑的“监督者”
重读**《思考快与慢》,我更加确信,这本书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教我们如何彻底摆脱系统1**的控制——那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系统1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快速反应部队。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像一份精准的“大脑地图”,标示出了所有已知的思维雷区。
它教会我们的,是在做重大决策时,主动放慢脚步,识别出系统1可能正在设置的陷阱,并有意识地启动那个懒惰但严谨的系统2来进行审查和干预。我们无法改变大脑的构造,但我们可以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的“监督者”。在直觉、偏见和启发式思维的喧嚣中,保持一份清醒的自我认知,知道我们何时可以相信直觉,又在何时必须对它说“不”。这或许就是拥有智慧和做出明智选择的真正含义。